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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大中路旁坐落着一栋长方形楼宇，这栋建筑旁曾栽满桃花，而后历经日寇野蛮轰炸与大地震破坏，几经修复，如今伫立在马蹄湖对岸，见证着百年南开的辉煌历史，迎候八方校友的归来，它便是

　　“芝琴楼”的捐赠者——天津近代慈善家、洋行买办，张伯苓老校长挚友陈世荣（字芝琴）正是陈佩珍老人的伯祖父。

　　20世纪20年代末，随着南开的迅速发展，在校园里建造一座女生宿舍迫在眉睫，张伯苓老校长为宿舍的筹资忧心忡忡。当好友陈芝琴听说此事，便一口答应承担宿舍的全部建筑费。1931年，简朴大方的芝琴楼落成，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座女生宿舍。1936年，张伯苓老校长在重庆创办南渝中学（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），又将其中的一座教学楼命名为“芝琴馆”。

　　1946年，南开大学从昆明迁回天津。芝琴楼经过修缮，仍作为女生宿舍。1947年，陈芝琴先生在津病逝，张伯苓老校长亲自主持治丧、安排后事。虽从未在南开读书、教学，陈芝琴先生却一直活在南开的记忆中。

　　陈芝琴一生无子，却将温情与关爱，全部倾注在了弟弟的四个孙辈身上。“每学期期末，我们都得拿着成绩单去见他，领下学期的学费。”据陈佩珍的弟弟（陈琦的父亲）回忆，自中学开始，整整六年，兄妹四人的学费皆由陈芝琴承担。他常说，“教育和医疗，最能改变人的命运。”这句叮嘱，伴随了陈佩珍的一生。

　　年轻时，陈佩珍曾在上海一所法国教会医学院读书，后因家贫被迫辍学。后来，她回到天津的一家结核病防治医院工作，巧合的是，这家医院的创办，亦离不开陈芝琴的捐助。

　　一生与教育结缘，一生被善意温暖。这份源于家族的助学传统，深深烙印在陈佩珍的生命里。

　　“他是造第一辆红旗轿车的人，是新中国第一辆红旗轿车发动机组的成员之一。”谈及姑父胡同勲，陈琦的语气里总有藏不住的骄傲，又带着几分惋惜。

　　胡同勲曾是新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的一位无名英雄。1959年，他与团队并肩作战，攻克无数技术难关，成功完成红旗轿车质量提升，荣获集体大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、崇尚奉献的年代，没有丰厚的奖金，没有耀眼的荣誉，留给每位团队成员的是一张与红旗轿车的大合影。这张照片，胡同勲小心翼翼珍藏了一辈子，如同珍藏着自己对家国的赤诚与坚守。

　　退休前，胡同勲仍从事汽车研究领域，可他一生低调内敛，从不张扬自己的功绩。曾有媒体希望采访这位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老者，却被他摆手拒绝：“别写我，写车就行。”

　　晚年的他，最大的爱好便是用老式录音机聆听欧洲古典音乐，贝多芬的激昂、柴可夫斯基的温柔，陪伴他度过了无数平静的午后，也藏着这位老工程师不为人知的浪漫与情怀。

　　胡同勲与陈佩珍的生活并不宽裕。为了照料罹患癫痫病的儿子，陈佩珍很早就离开了工作岗位。唯一的孩子去世后，老两口住进了养老院。他们原本有一套三居室住房，后来因为经济困难，换成了不到50平米的老房子。按照夫妻二人的商定，陈佩珍把它卖掉了。卖房的钱，一部分用于支付养老院的费用，剩下的100万则全部捐给了南开。

　　据回忆，当陈佩珍向老伴胡同勲说出自己想要在两人离开后，将全部财产捐给南开的决定时，这位一生低调务实的老工程师全力支持妻子的心愿。他拿出自己的高级工程师证，郑重地说：“捐款的时候，把这个也带上。”这简单的一句话，是理解，更是两位老人跨越半生的默契与同心。

　　2016年，胡同勲先生辞世；2024年，陈佩珍女士离世。一家三口皆选择骨灰海葬的方式作别尘世，让生命归于浩渺大海。他们悄然离开，却留下了比生命更绵长的美好与印记。